1930年6月闽西苏维埃政府“关于组织粮食调济局问题”的布告

这是一份1930年6月，由闽西苏维埃政府颁布的“关于组织粮食调济局问题”的布告。布告长62.5厘米，宽43.5厘米，重18克，属国家一级文物，现收藏于长汀县博物馆。系于1988年由长汀县策武乡李田村王长庆捐赠。

布告内容主要是号召各地成立粮食调剂局，分前后两部分阐述，前半部分分析了闽西当前社会经济的大环境，指出“调剂早收米价，提高农民购买力与生产力，是发展闽西社会经济的重要出路，而且是目前急需进行的重要工作，因此决定调剂米价办法，组织粮食调剂局以救济贫农”，还强调了必要的注意事项。后半部分列出九条筹办粮食调剂局的具体事宜，从机构组织到资金、谷价等都做了明确的规定。布告左侧边中部盖有闽西苏维埃政府印章，落款为“主席兼经济委员会主任 邓子恢 公历一九三十年六月”。

1929年割禾时，闽西各地出现谷贱伤农的剪刀差现象，“一方面农产品飞快降价，另一方面城市工业品反而涨价（尤其是盐、糖、洋油等涨的快）”“这种剪刀现象实际上仍是剥削农民。农民以多量农产品，只能换取少量工业品”“这种剥削简直比任何方法还要厉害，农民受了这种剥削必然要穷困下来”，发展下去，“结果必然是商场冷落，百货滞销，接下去就是工业缩小，工人失业日益增多，而形成整个社会的经济衰落”。

围绕如何解决“剪刀差”问题，闽西等地开始制定并执行新的经济和商业政策。1930年3月18日，在闽西第一次工农兵代表大会宣言中指出：“统筹闽西社会经济之发展与调节，使纸、木、烟能够输出，外来生活必需品源源而来，调节粮食金融，以解决赤色区域群众之生活问题”。宣言发布后，很快到夏收季节，粮食价格与“剪刀差”问题又迫在眉睫。

1930年6月1日，闽西工农民主政府经济部发表了《调查米价宣传大纲》，指出：“1、米价低落贫民吃亏2、米价低落会使商场冷落工人失业3、米价低落影响到生产减少4、调剂米价实目前重要工作5、米价低落的原因6、高价买谷7、高价买米8、筹款方法9、调剂局要贫农自己来干10、要调米价先要整理苏维埃11、调剂米价的根本政策是要扩大斗争”。

为打击奸商，平抑粮价，保障根据地军民的粮食供应，1930年6月，闽西苏维埃政府颁布“关于组织粮食调济局问题”的布告，号召各地成立粮食调剂局。在布告中明确规定“1.由各乡政府召集群众会，选举工人贫农分子五人，组织粮食调剂局，区政府则由经济委员会任之。2.粮食调剂局委员五人，主任、文书、会计各一人、保管二人。3.各区、乡调剂局至迟于六月卅号以前要组织成立，但米粮缺少地方不须组织者可不必组织，而组织办米合作社。4.调剂局成立后，即须向富裕之家筹借款项，以为高价收买米谷之用，此项借款一年后归还，利息最高不得超过百分之五。5.调剂局所筹借之款，专为收买米谷之用，于新米登场后，高价向贫农收买干谷，用谷仓储藏起来，三个月或六个月后，照原价九五扣粜还（给）农民，其粜余之谷，可运至米贵地方出售，所赚款项，留作基金不准分散。6.如收买谷子后，米价依旧低落，调剂局在可能范围内，也可高价买圩上之米，运到米贵地方出售，赚得之款，留作调剂局基金，不能移作别用，并可斟酌情形规定米价。7.收买时，谷价须比市价高三分之一，使米价不致过分低落，以救济贫农，其买回谷价要打九五扣者，是为弥补耗蚀及费用之需。8.各乡筹借款项，须取出四成交区调剂局，斟酌各乡情形，转借给穷苦乡村，使各乡贫农得到普遍救济。9.调剂局筹借之款，无论何人不准移作别用，如有侵吞此款十元以上者，即行枪决以儆效尤。”

由于在筹办粮食调剂局的过程中，因缺乏经验，各地在筹款项方面，发生了违反政策的现象。为此闽西苏维埃政府主席兼经济委员会主任邓子恢，于1930年7月9日发布《关于粮食调剂局问题》通告第八号，重新规定粮食调剂政策。此后，粮食调剂局在闽西各地得到顺利发展。

粮食调剂局的创建始于闽西，这是中国共产党在闽西开展经济建设的一大创举。

根据闽西根据地这一经验做法，在政府的推动和督促下，中央根据地粮食调剂局遍及各县、区和重要圩场，其组织系统和领导关系也逐渐健全了。1933年4月28日，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人民委员会训令第十号，正式决定中央成立国民经济部，下设粮食调剂局等机构；要求省县两级成立国民经济部，下设相应机构。1933年底，为了加强对粮食工作的统筹管理，中央决定成立粮食部，粮食调剂局归粮食部领导。

粮食调剂局主要通过购、销、调、存业务，打击奸商，平抑粮价，保证军需民食；同时，有计划地组织粮食出口，以换回食盐、布匹、材料等日用必需品，供给军用，改善人民生活。

在苏区建设与巩固时期，应对解决“剪刀差”问题，是中国共产党在具体的革命实践中不断边调试边进行的。粮食调剂局是苏区经济调控的重要手段之一。自粮食调剂局成立以来，在打击奸商、平抑粮价、调节民食、接济军粮、改善工农生活等方面，起到了显著的作用。通过稳定粮食市场，增强了苏维埃政府对工农产品的物资控制能力，使苏区“剪刀差”问题有一定缓和，为苏区的经济稳定和发展提供了保障，也为后来的经济建设提积累了宝贵的经验。（李鸿）

主要参考资料：《中央革命根据地财政经济史长篇》等